小說家舞鶴有部作品叫《餘生》，循莫那魯道遺族的視角與話語，重塑並拆解霧社事件歷史，並細緻梳理倖存者那失語的哀傷。餘生，自是立在現在清流部落的紀念碑名字，但這兩個字，清晰地傳達了在歷史中遭踐踏殺戮後，唯一具體存留的意象。
大災難，或是破壞性事件，會直接衝撞某些人的人生，他的生命就在那一刻出現斷裂，生活會跌落谷底。但只要他沒有死去，就仍得天天睜眼，日日呼吸，繼續過活，將日子過下去，過得平常。只是這種日常，對那些人來說，已不像過往，而是夾帶著複雜的情緒和記憶，面對不同的處境與未來。
因此，「餘生」不只賽德克族獨有，台灣這塊土地在不同時期，承受不同殖民者的暴力對待，族群相殘，尤其是二二八乃至其後的白色恐怖，更是台灣幾個世代都無以迴避的歷史創傷，這傷仍未癒合，整個社會卻馴服黨國與歲月的碾壓，彷若失憶。只留倖存者度過餘生。但人生已經脫離尋常軌道的他們，又怎麼在這世道裡如常生活？
包含《餘生》在內的若干台灣版「傷痕文學」的書寫或創作，大抵都是這樣的方向。我一直認為，文學或是文化創作，是一種封存時代樣貌的媒介，透過具創造力的方式，製造某種斷代史。它並不只是要將歷史傳遞下去而已，還必須讓人瞭解、同理，甚至反思且警惕。錯誤不能重複，傷害不可再來。
從這角度看來，《1947 之後：二二八（非）日常備忘錄》從書名到內容，也都有這樣的企圖，作者不只重現二二八（或白恐）那段歷史背景，刻劃經歷者的思想與行動，甚至描述他們（後代）如何活下來，或是如何面對生活。例如施儒珍的孩子與他們那躲在牆裡大半生的父親，例如張七郎那再嫁媳婦生下的女兒，如何發現上一代的悲劇。透過非虛構書寫形式，這本書能讓讀者進入主角經歷的情境，跟隨著他們走過那個時代，一起思考、行動，並感覺他們的掙扎與疼痛。這樣的書寫策略，超越了過去單一當事人的口述故事，可以給予更廣闊的視角，給予更深刻的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