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九世紀，文學研究逐漸失去了古典時代的「知識學霸權」地位，轉而向學科化、形式化和實證化發展。這樣的轉變，體現在文學研究的四大主題之中，即：作者論、形式論、意義論和文學史論。
　　近代以來，文學研究領域最引人注目的特點之一，就是學科知識互涉；當各種當代熱門的學科知識進入文學研究的領域，隨之產生了各種以當代熱門學科知識為特色的批評理論。另外，在知識學現代性工程影響下，文學研究出現了方法論多元化的現象，其中話語分析、閱讀經驗描述、審美批判和文獻考據仍然占據主要的地位。文化研究形成後，文學研究力圖超越學科化的有限性，於是出現了批判性話語分析這一新的方法。
　　文學活動是人類一切意義經驗的起源，文學研究需要一種超越學科化界限的綜合性知識學視野，而批判性話語分析則具備了這樣的特質。
人文科學方法論與知識的學科化問題

跟本體論、價值論、存在論等一樣，方法論在人文科學知識體系中占據著極為重要的位置。如果說任何知識都是某種特定方法實踐的產物，那麼方法論作為關於方法的理論反思則體現出人文科學的一種自覺。事實上方法論的自覺是近代思想的重要成果，古典時代僅有亞里斯多德在方法論問題上做出過思考，而近代以來尤其是現代思想文化中，方法論幾乎成為每一位思想家都必須付出智力的論題。在比如維特根斯坦、伽達默爾、德里達等學者的論著中，方法本身呈現為一種思想，甚至構成知識生產的核心機制。即使是保羅‧法伊阿本德的「反對方法」一說，仍可以視作後現代主義的方法論。在二十世紀的文學理論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哲學史上各種方法論的深刻影響，諸如實證、批判、分析、闡釋、描述等等，在文學研究領域裡隨處可見。

一、本體論時代的方法論
古典時代的思想大都屬於本體論範疇，即那時思想文化的核心主題是宇宙的本質屬性問題，思想者們要從事的基本工作是為人類生活世界的全部現象尋找共同的「本因」。古典時代的本體論不同於現代學科分類意義上的「類本質」，即解釋同類事物共同的存在特性的本體論。古典時代的本體論是一種總體性思想，它以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為生活世界設定終極的決定性力量，用至高無上的「一」來統攝形而下的「多」，從而建立起整一性的意義闡釋體系。
古典本體論思想包括三種基本形態：其一是超驗性的神學一元論，其二是形式化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其三是在場形而上學。當然這三種宇宙本體之間又呈現出家族類似的關係。
超驗性神學一元論集